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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特富龙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事隔一年后,特富龙再一次成了“事件”。这一次,我们能否不仅满足于让特富龙成为流行词汇,而是深入一层,看看究竟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真不好意思,大热天又把你们叫来了。”杜邦中国公司北京分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徐一脸疲惫地对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十家媒体记者们说。这一次杜邦主动安排杜邦首席毒理学家Robert Rickard通过越洋电话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并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设立了分会场。去年那次危机让杜邦领教了中国媒体的厉害,那段时间里杜邦美国总部收到的采访申请90%都来自中国大陆。

  “我再重申一遍,杜邦不粘锅没毒,因为里面不含PFOA,而PFOA才是真正被怀疑有问题的化学物质。”徐把电话里那位美国专家的话又重复了一次。

  那么怎样才能让中国的消费者释怀呢?美国环保署的话算不算?如果不相信美国人,那么中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的话算不算数?质检局面对记者的采访请求,反复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去年就发布了检测报告,特富龙产品中没有PFOA。中国最大的炊具制造商苏泊尔显然比质检局更烦,对记者提出的采访申请,他们干脆置之不理。

  看来,就像著名摇滚乐队REM在一首歌中唱的那样,特富龙事件让“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从杜邦到苏泊尔,从质检局到广大消费者,每个人都被这次风波搞得心烦意乱。情况真的如此糟糕吗?

  EPA:这是“美国环保署”的简称。去年正是因为EPA对杜邦的指控才使得特富龙变成了流行词汇。这里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为什么是环保署,而不是卫生部或者质检局首先发难呢?因为事情的起因并不是不粘锅,而是生产不粘锅工厂的废物排放。环境问题,而不是食品卫生问题,才是特富龙事件真正的麻烦所在。

  PFOA:这种全称叫做“全氟辛酸铵”的高分子化合物才是特富龙事件真正的主角。这是一种氟工业常用的助剂,特富龙生产中只用到很少一点点,并且在生产工序完成后通过高温除去了。和很多高分子聚合物一样,PFOA极稳定,不会被降解,因此一旦排放出去便会在自然界中永远存在下去。当初正因为科学家发现远在北极的动物体内都可以检测到PFOA,才引发了EPA对这种化学物质的关注。

  SAB:这是“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今年初,EPA下属的一个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关于PFOA对人体是否有害问题的研究报告草案,并立即提交给SAB审查。今年6月28日,SAB对EPA的这份草案作出回应,把原草案中“PFOA也许(suggestive)有害”的说法改成了“PFOA很可能(likely)有害”。这就是今年特富龙热再次升温的直接原因。7月6日,EPA和SAB还邀请了包括杜邦在内的业界代表,召开了一次对公众开放的电话会议,Rickard博士正是代表杜邦出席会议的科学家之一。他对这次会议结果只说了一句话:“双方意见仍然有分歧。”而EPA的Shallal博士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显得十分谨慎:“EPA将在三个月内对这次会议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并公布在EPA的网站上。”她为什么如此慎重?请看这次会议的议题:

  问题一:阿尔法型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促效剂是否是啮齿类动物肝脏致癌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分子?

  问题三:怎样从人类及动物血清中的PFOA含量估算PFOA的环境累积效应?

  类似问题一共有六大类,全部是十分专业的科学问题,内容涉及PFOA致癌性的机理,PFOA传播途径,以及动物实验可信度等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与EPA的专业精神相比,杜邦公司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就在美国的科学家们对PFOA的毒性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时候,国内媒体却抢先爆出了猛料:特富龙有毒!很快,特富龙又被很自然地转变成了不粘锅。就这样,一个关键词的两次替换彻底地转移了人们的视角。“那么,杜邦到底有没有在中国使用PFOA呢?”《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两个不同场合向杜邦提出这个问题,并得到了相同的回答:“没有。需要用到PFOA的那一步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生产工艺中已经不含有PFOA了。”

  那么,既然有毒的不是特富龙而是PFOA,既然杜邦没有在中国境内使用过PFOA,是否就可以说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

  “PFOA不仅仅用在不粘锅上,凡是用到氟聚合物的工厂几乎都要用到这种东西。”《中国化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对记者说,“而且PFOA目前没有替代品,躲都躲不开”。

  资料显示,PFOA是氟工业必需的一种添加剂,广泛用于氟聚合物的生产。氟聚合物由于具有既抗高温又抗低温,既不沾水又不沾油的特性,在许多产品中都要用到。比如航空航天、军工产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服装……甚至消防用的灭火泡沫中都含有大量的氟聚合物。事实上,PFOA并不是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氟聚合物,一种名叫PFOS(全氟辛基磺酸)的高分子化合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EPA的重视。科学调查表明,PFOS广泛地存在于动植物体内,而且具有显著的生物积累性。由于PFOS是一种有毒性的化学物质,生产PFOS的3M工厂主动停止了生产。在此之后,EPA又开始关注类似的含氟化学物质,这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与PFOS在各方面都十分相似的PFOA身上。2000年5月,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3M工厂又主动停止了PFOA的生产。杜邦公司原来的PFOA都是从3M买来的,这下只好自己生产。

  不过,杜邦早在1951年就在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市的工厂开始了PFOA辅助下的特富龙生产,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用不粘锅做了50多年的饭菜,目前还没有关于不粘锅有毒的报道出现。但是,1981年有两名杜邦工厂的女工生出了两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此事后来被美国电视台大大炒作了一番。可是,稍具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仅凭一两个特例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于是这个事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杜邦当时并没有将这个案例汇报给EPA,因此这才有了去年EPA对杜邦的指控。EPA的指控曝光后,那个工厂附近的居民向杜邦提出了集体诉讼,杜邦决定庭外和解,向那个社区赔偿了1.07亿美元用于居民健康的跟踪普查,以及对当地水资源的治理。

  与此同时,杜邦开始投入精力研究减少PFOA排放技术,并已经将西弗吉尼亚工厂的PFOA排放量减少了97%以上。但愿这项革新来得不算太晚。因为根据EPA最新公布的检测数据,美国人血液中的PFOA含量已经达到了5PPB(1PPB等于十亿分之一),而杜邦公司的徐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说,杜邦美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值是这个数字的1000倍,更有一位工人的PFOA含量达到了100000PPB之多,这相当于每升血液中含有100毫克的PFOA,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这位工人血液中含有这么多PFOA都没有得病,说明PFOA是无毒的。”徐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看来,特富龙事件的关键变成了对PFOA毒性的考量。为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林群生教授,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篇由他和日本、美国的科学家合作的最新研究报告。他们利用了一种“基因芯片”技术对服用PFOA的小鼠的肝脏细胞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每公斤体重服用1毫克PFOA的小鼠有501个基因的表达发生了改变,而每公斤服用10毫克PFOA的小鼠则有高达813个基因表达发生了改变。“老鼠的生理机制和人是不同的。”杜邦首席毒理学家Robert Rickard这样对记者介绍,“因此可以说动物实验的一些结果跟人之间的相关性不强。”确实,在EPA和SAB召开的电话会议所要讨论的议题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说明科学家对此确实有不同看法。

  不管PFOA到底是否对人有害,多少剂量才有害,这种化学物质已经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林群生教授提供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引起记者极大兴趣,根据他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沿海的海水里已经发现了多种含氟聚合物,其中PFOA含量在0.24~16PPT之间(1000PPT=1PPB)。相比之下,某韩国港口附近的PFOA含量高达320PPT,是珠江三角洲沿海的20倍。同样,美国近海的PFOA含量也比中国的高,表明韩国和美国的氟工业水平要比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发达一些。但是,去年在我国召开的国际氟硅材料暨应用展览会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我国的氟硅工业目前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如果对废料的排放不加约束,我国的河流和近海的PFOA水平肯定将增加。由于PFOA的超常稳定性,随着这种物质必将在地球上越积越多。

  假如PFOA最后被证明对人类没有毒性,EPA所做的一切岂不是杞人忧天?想想看,人类已经生产出了无数种自然界没有的化学物质,很多都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就拿特富龙来说,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喜欢不粘锅,就因为它能减少炒菜用油,对健康有利。不过,当年的DDT在刚被发明的时候也是被当作神药使用的,其发明者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可后来正因为它不易降解,有生物累积效应,对动物的杀伤力过于强大,破坏了生态环境,最后被国际社会命令禁止使用。PFOA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它对动物的毒性早已被许多实验所证实。特富龙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也许不是人类,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肯定已经受到了污染。

  在这篇报道写作过程中,记者曾多次试图采访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却被告知环保局直到最近才刚刚成立了一个人类健康部,开始研究化学废料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在这个工业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质检和环保部门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保护中国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保证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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